“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

“中产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想象中的金钱、权利和品位的拥有者联系起来，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

——保罗·福塞尔《格调》

“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1黛玉医案分析

“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通，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虽有补剂，未可骤施，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复用归肺固金以继其后。不揣其陋，俟高明裁服。”[1]

林黛玉幼失怙恃，依傍外家，虽然有贾母的宠爱，但也自觉寄人篱下、风雨飘摇。年事愈长，又遭情事纠结，抱憾抑郁，终至痼疾缠身、每况欲下。按中医辨证，其病属郁证。结合前文王大夫与贾琏、紫鹃的对话可以得出黛玉之病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情志不遂肝气郁结，失于疏泄，木旺乘土，脾运化失常而使得精凝为痰；同时滞结之气化火，木火刑金而伤肺络，咳痰吐血；肝火耗阴，母病及子而心气衰耗，因而多梦易醒、多疑多惧。

因此，王大夫的治法其实大致是符合医理的。气火内滞，若盲目进补，会惹得邪气壅塞，闭门留寇。林黛玉之病按“疏肝保肺，涵养心脾”的方法进行诊治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曹并非医家，能出如此方案，可见功力之高明。然而，通过对其他章节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贾府对于林的用药，却多为温补之品。如第三章写道：

“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第二十八章也有写：

“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3]

然而，人参养荣丸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属偏温补之药。而黛玉其肺肾有恙，天王补心丹药不对其症。此外，宝玉一句话，也透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医家用药偏温补的习惯：

“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4]

这些药如同上文二方，也同为补益之方剂，本完全不适用于林黛玉所用，但在众人眼中，因其“体弱”，所以用诸如此类的补药理所应当地不足为奇。黛玉初进贾府时，贾母得知她“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后，很爽利地说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王熙凤初见黛玉，首先问的也是：“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可见服药调养在当时已是上层社会的一种生活格调与行为方式，林黛玉本为阴虚，却常年服用温补之药。这大约是与当时社会风气下的补虚之风密切相关的。

清冷枚《春阁倦读图》画家故意强化女子的瘦弱形体和悲伤情绪，以获得一种惹人怜爱的“孱弱”之美。这种病态审美与封建统治的不断加强，女性地位的不断降低有着密切关系滥补与社会风气

生病，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即是虚弱，而虚弱最直接的弥补方式即为“补养”。贾府乃钟鸣鼎食之家，之于受贾母宠爱的林黛玉，生活也许有所缺憾，但钱一定是不缺的.对于养生保健之事，自然更为重视，补益之药相对于其他药材，通常更加名贵难得，一般人看来，补药无过，因而花更多的金钱对健康进行“补养”方面的投资，倒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虚弱是疾病的代名词，这是很多人下意识的认知。王孟英曾言：“不知医者，每以漫无着落之虚字，括尽天下之病。”[5]虚，即需补，中医中补虚用药本有寒凉温热，寒凉养阴，温热补阳。但在民间流传与实际应用中，温补往往会成为与“虚”对应的大部分人的选择，寒凉养阴则常常被人所忽视。徐灵胎因此感叹道：“时医总投温补。”[6]人们之所以把虚弱和疾病、进而与温补画上等号，则主要由于对虚弱的恐惧与错误认知。

温补之风在明清之际也风行于医家之中。《王孟英医案》载，一妇人因热病泄泻，医者以为虚证，而用温补以治之。“泄泻愈甚，连服之，热壮神昏，汗出不止，势濒于危”。王孟英认为其为热盛，用白头翁汤加石膏、犀角、金银花、知母、天花粉、竹叶、栀子等寒凉药治之，凉解而愈。清代医家周鑅评注该案“方遵古法，并不惊人”。[7]事实上，当今接受了系统化中医教育的医生乃至医学生，即使未能深明医理，大约也不会对王的治法有过多的惊讶，然而在当时深受景岳学说影响而“狃于温补”之人看来，这未免令人吃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滥补成风的问题。

人们对于“补”的热衷，显然是受到了明代所形成的温补派的影响。温补派认为人体疾病多因体虚而致，多用温阳之药补益真阴元阳以治疗疾病。然而，即使是温补学派代表人物张景岳，也曾告诫后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升华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声而源泉不竭”。“补”不再仅限于温补，而是需要讲求阴阳平衡，是对过去理论的一种升华。

医者有这样的认识，普通人却未必能够理解。一般人对于补的理解，仍然局限于为“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8]。“虚”是民众对“不健康”更直接的判断，因此面对日常病证，补虚、尤其是温补，要比用药寒凉的“攻邪派”更贴合民众的诉求。而攻邪派善用汗吐下三法，这固然是一种正确的治病思路，但病人用药后出现大汗、呕吐、泄泻等表现，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首先能想到的也许不是引邪外出是治疗方法的一种，而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症状的加重。出于大汗、呕吐、泄泻等疾病症状与生俱来的恐惧与自我保护，便很容易理解为何温补相对于攻邪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徐洄溪医案》中有刘松岑中风案，徐大椿主张开窍化痰，以至宝丹治之，并“嘱其勿服他药，恐医者知其酒客，又新纳宠，必用温补也”，但“富贵之人，闻此等说，不但不信，且触其怒，于是谄谀之人，群进温补，无不死者，终无一人悔悟也”。[9]

3滥补成风的原因

人们为何如此恐惧虚弱？大抵因为“虚弱”是无能的一种体现罢了。无能象征着无法承担社会责任。即使在贾府这样的人家，就算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试图接受一个甚至更多娇生惯养的虚弱后代（尤其是男性），我们也可以预料到这些后代将很少会有好结局。另一方面，这样的后代太多，对于整个家族的未来似乎也是一种威胁。因此，面对那些体弱多病的个体，家族在对其进行同情关照的同时，也不无改变现状的想法。对于此种现状的改变，非医学科班出身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补”，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对于贾府这样的人家来说，服用名贵补药也是家庭经济实力的一种体现。服用含有昂贵药材的补剂仿佛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贵妇人们穿金戴银的目的别无二致。尽管很多时候，服用补药的行为与我们医学教育中获得的常识相悖，但它反映了社会上人在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对自己及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重视；反过来，对于健康的投资也有助于提高人对于自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自信。在现代，有一定闲钱且热衷于证明自身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模仿上层社会“补”的生活行为方式，并视其为某种品味的象征，便是此种现象的反映。

然而，这种重视与投资一定会引领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吗？显然未必。民众对于中医的理解与中医的实际理论内核通常有所出入。例如，“类比”是中医的常用手法，看似熟悉而通俗的“阴、阳”“木、火、水、金、土”等事物，在中医理论施与一定的解释说明后，被用于解释各脏腑自身与脏腑间关系的各种属性。这样的类比放低了患者了解（中）医学知识的门槛，也使得病患拥有了自己对疾病的认知，当这种认知与医者的有出所入，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希望与医者一起讨论、交流病情。然而，这样的类比理论在病患、民间的传颂中往往会逐渐简化、失真，故而现实是往往病患知道很多，但由于对中医“暗喻”的理解差异，知道的很多东西并不正确。

补对于施补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用人参来补虚，即使病人因药不对症而死，家属也可以认为“已用人参此般昂贵药物补虚仍无力归天，是病人命已至此”来免除作为亲人的“良心难安”。《红楼梦》中，贾瑞弥留，贾代儒向荣府讨要人参，何尝不是如此呢。而医者也是普通人，若非名医，通常也不敢用奇方险方，而更求稳妥。加之有了家属的这层心理，也会因此想办法避免家属责难，因而多用温补之药。

而医生也容易因为同行压力而选择使用温补。很直接地，“别人都如此用，你不用，你是不是学艺不精？”很多医生都面临着这样的质疑。《徐洄溪医案》中，常州医生法丹书向徐大椿求教，称其有一患者平素血证，近来外感，传变为痰喘，昼夜俯几而坐，不得卧。徐大椿认为此病用小青龙外散寒邪内化痰饮最为合理，法丹书疑虑小青龙汤方中有强烈的如麻黄桂枝等发汗药，病人体虚素有血证，是否可用。徐大椿曰认为可先以小青龙汤治眼前的痰喘，日后再用他方治疗血证痼疾。法氏曰：“诚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病本无治，而恨麻、桂杀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医名，我不与闻，君独任之可也。”[10]这里对于家属及医生群体看法的考量，可以说是两种压力的真实写照了。

4滥补与父权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也有着一种性质相同且不可忽视的现象：补肾。生活中屡见不鲜男性以腰子韭菜等食物来“补肾”的情形，而中老年男性也会在遇到尿频、尿不尽等问题时自行购买六味地黄丸等药“补肾”，“补肾滋阴壮阳”一类的药物或保健食品广告可谓铺天盖地（譬如最著名的那句“他好，我也好”），就连日常生活中，男性之间或者女性对男性也会发出“你是不是肾不好”的调侃。“肾亏”甚至成了对男性人格与能力的一种否定，没有谁不对肾虚谈之色变。随之而来的是过度紧张乃至疑病心理，害怕被自己的性伴侣否定、害怕成为别人的谈资与笑柄。

铺天盖地脍炙人口的补肾保健品广告

上文的“肾亏”显然是与真正的肾虚是有所区别的，而更像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精神障碍（事实上ICD-10第五章附件二中的确也将其归为了一种“文化特有的疾病”，建议将其归为精神和行为障碍类疾病，应与中医中真正的肾精不足、肾阴阳气虚有所区别）。作为生存在泛中医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我国大众以讹传讹，将中医中的具体知识点进行了通俗化的误传，将“肾亏”与“性能力弱、时间不够持久、纵欲过度”挂钩，从而滥用错误的药物与偏方。

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样的“滥补”，男女背后的诉求却完全不同——女性似乎是为了以此佐证自己的高贵娇弱，而男性则是为了“壮阳”以佐证自己的“阳刚之气”。我很喜欢的《狼与香辛料》里，贤狼赫萝有一句台词：“如果咱是弱柳扶风的公主，那汝就得是拔山盖世的骑士”（第二季第一集）。这似乎可以为那些诉求做出一个恰到好处的注解。

《狼与香辛料》第二季第一集

古老的父权文化里的生殖崇拜，引导着人们在潜意识里把男性的性能力以及与其有关的对于女性的控制能力与“男子气概”乃至男性的工作及社交能力挂钩。这种用性及其相关概念来评判生活的其他部分的行为无疑是影响恶劣的——之于男性，评论其生殖器小、性生活次数少有时甚至有着侮辱其人格的力量，性沦为权力支配的满足，而不是亲密关系的分享交流；之于女性，传统观念里的“贞洁”、“本分”让她们以谈论性、甚至以谈论自己身体与第二性征有关的话题为耻。中医理论认为“肾主生殖”，衍生而出的“肾亏”的概念在作为针对男性或有恶意或无恶意的戏谑时，无疑就是上文言及的扭曲的一种体现。大众观念中的“肾亏”泛化了中医肾藏的概念，并对其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文化又成为了一种反作用力加深了大众对于“肾亏”的过度理解，导致了对“补肾”的过度及盲目崇拜。[11]“一个人生理上是个男人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男人总是要不断的通过征服来确证自己所具有的男性气概。”[1]然而，对男子气概的往往并非对一种优秀品质的崇拜与追求：所谓男子气概的彰显往往是出于创造与女性的绝对不同的需要，男子要坚强要果敢、不娘娘腔、不阳痿，往往仅仅在于父权文化的巩固需要男性作为中心优于女性。[13]“性，变为男人成就的表演与测试，男人要以显赫的事业成就与强劲性能力来界定自己的价值。”[14]文化对于菲勒斯的崇拜促成了男性对性无能的恐惧以及对性能力的攀比。当恐惧心与求胜心愈演愈烈之时，男性往往会在受到文化的毒害后，借助毫无必要甚至有害的药物与偏方来追逐“神话”，将原本两性间的交流与享受扭曲成内心的压抑和身体的摧残。

现在我们回来谈谈女性：我们前文提到，女性对于补虚的需求，并不同于男性的“壮阳”以增强性能力，而是希望塑造一个娇弱而需要保护的形象，以证明自己的高贵与优雅。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肺痨、裹小脚、歇斯底里……这些病态所附加的文化符号，无不是希望真正富有女人味的女人应该身体孱弱精神脆弱，以满足男人们旺盛的征服欲与保护欲而给其带来自信。而身体和精神上的坚强，则更像是普通平民女性才需要的品质，这于家境优渥的名门所追求的“高贵”是完全相悖的。这仍然是父权文化的一种体现：在男性优于女性的文化假设下，人们自然对强势的女性充满了恐惧，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要求”女性贞洁脆弱，只需“享受”男性给予其的保护，让她们保持幼童时的脆弱与天真，而无需拥有作为拥有进行独立社会生活能力的成年人所需要的健康与品质。

从证明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需要，到获取心理安慰的需要，到捍卫“阳刚之气”的父权文化要求，再到自我对疾病的认知、家属的感情参与、医生的职业道德与感性纠葛乃至社会文化对专业知识的误传，都促成了滥补这种毫无必要甚至可以说是缺乏理智的行为。另外，缺乏医学背景知识的大众对于滥补的狂热，还进一步将专业的医者裹挟其中，使其职业能力评价的压力下做出有悖专业知识的判断。在这种狂潮下，受益的似乎只有部分打着“补”的招牌贩卖药材与保健品的商人的腰包，这是否也是一种悲哀呢？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广州：新世纪出版社，：-．

[]曹雪芹.红楼梦［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8．

[3]曹雪芹.红楼梦［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广州：新世纪出版社，：07．

[4]曹雪芹.红楼梦［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广州：新世纪出版社，：07．

[5]徐衡之、姚若琴.宋元明清名医类案——王孟英医案[M].上海：上海三民图书公司，：83.

[6]徐衡之、姚若琴.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徐洄溪医案[M].上海：上海三民图书公司，：3.

[7]徐衡之、姚若琴.宋元明清名医类案——王孟英医案[M].上海：上海三民图书公司，：8.

[8]唐慎微.证类本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38.

[9]徐衡之、姚若琴.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徐洄溪医案[M].上海：上海三民图书公司，：-3.

[10]徐衡之、姚若琴.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徐洄溪医案[M].上海：上海三民图书公司，：31-3.

[11]马疆，邱鸿钟，梁瑞琼.中医“肾虚”概念的文化心理学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06)：-.

[1]里奥·布劳迪著，杨述伊等译.《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M].北京：东方出版社，：.

[13]张盖.男性解放：走向无中心的性别文化[D].河北大学，.

[14]周华山.阅读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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