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是五加科参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起源于新生代的第三纪，距今已有多万年的历史。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到来，使世界人参的分布大为缩小，野生人参仅分布在东亚和北美洲，可见人参是一种古老的孑遗植而幸存下来的。
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人参最早的国家谈到中国人参的栽培史，首先看一下中国人参的药用历史。中国人参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药用的，国内外学者曾作过很多考证，但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人参药用可能在先秦时代炎帝神农(公元前年前后)已被发现“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含有食、药同源的道理，由于受文字所限，只能靠口传心授留传下来，人参经历了浪漫的神话时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据此中国人参药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种推断比较合理,可见中国是世界上人参药用最早的国家。
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现了汉代医学简牍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在学术界引起震惊的是，在这批珍贵的简牍中，有3枚写出由人参组成的药方。这些简牍是我国发现的人类应用人参最早的文献。
汉代《神农本草经》已将人参为上品，应用量比较大，古时完全靠采挖野生山参药用。人参为多年生宿根植物，对自然选择较强，繁殖能力较差，人们的大量采挖致使野生资源日趋减少，于是野生变栽培家种成为了必然。
我国的人参栽培始于西晋,盛行唐、宋、元，成熟于明、清。据《石勒载记》记载“勒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查石勒是西晋时后赵主，羯族人，少时住上党武乡(今山西省襄垣县西北)素以行贩为业。上党是我国古时人参产地。石勒贩卖野山参时，因幼小的山参支头小，重量不足，将其植于家园中，待其长大后挖出卖之，以获其利。此为中国最早有据可查的人参人工栽培，也是我国最早的“秧参”栽植，距今至少有余年的历史。
到了唐、宋、元时期，中国人参移栽范围较为广泛。
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奉和诗达上人药圃诗》云:
药味多以远客寄,施成花圃施成畦。
三丫旧种根因异,九节初移叶尚低。
山峡便和幽涧石,水芝须带本地泥。
从今直到清秋日,又有香苗几番齐。
陆龟蒙原籍常州，隐居松江甫里，设茶园于硕诸山下(今浙江省长兴县西北)，茶园中有一药圃，很多味中药是远方客人赠送来的，在花圃里作畦床，把不同根形的人参种栽，从立春起第90天把人参移栽到山间溪谷旁边，移栽时人参的种栽须用苔藓包裹好，还要带点原产地的泥土，保证移栽的成活，到初秋时可以看到繁茂的人参秋苗了。
宋朝苏轼《小圃人参》云:
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
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
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
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
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
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
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
上药无炮炙，齕啮尽根柢。
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
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
诗中指出人参原产地是太行山的上党和辽东。这与我国文献记载的人参产地一致。栽参的地点是广东的罗浮山(今广东省增城县与博罗县界)。罗浮山虽然位于南方亚热带，但其地势高而凉爽，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能满足人参生长的要求。近年来，在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区的山区移栽人参都获得成功，这说明当时栽培人参是可行的。
元朝王祯《农书》中“农桑通诀”授时篇之前有授时图，其中有小暑大暑“耕参地”的记载，当时已认识到整地是栽参的一项重要技术环节，北方栽参必须在雨季之前整地栽参，适宜人参生长，而且病虫害较少，与现今的经验一致。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论人参栽培有“人参亦可收籽，于10月下种，如种菜语”的记载。
清朝吴其浚编《植物名实图考》曰“以:苗移植者秧参，种子者为子参”。
清朝唐秉钧的《人参考》曰:“掘成大沟，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阳光，将参移种于沟内，二、三年内始生苗，将苗挖出倒栽地下，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溉芦头，使其肥大，以壮美观，七、八年间长成”。“种参之圃名曰参营，凡三种:一为苗圃，发参苗用一为第一本圃，发苗后移种用;一为第二本圃移栽三年后再行移栽用。地址选择向阳斜地面，每圃垒土为畦，高二尺，宽五尺，用质软，色黑的腐质土，施以牛马粪，揽周布细，每畦距三尺，以资排水，而便人行。每畦周围树木架，盖上木板，前高后低，以便流水，称板子营，每年可在春秋两季揭板向阳三～五次，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人参施肥可用“人粪尿、木灰、堆肥。每亩地用木灰五、六百两，堆肥三、四百斤，人粪尿四、五百斤，用三分之一做基肥，另三分之二作补肥分三、四次施之，以助其生长”。可见，到清朝已形成较为完整而系统的一套人参栽培技术，其中一些技术环节与现在相似，如造地、垒土做畦、施肥、追肥、移栽等，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是从事人参栽培最早的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人参栽培史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西晋到元朝，称为“移参”阶段。主要是采挖野生小山参，因其年限不足，移栽于山野林下或家园附近背阴处。第二阶段是从明到清，称为“籽参”阶段。
“移参”的栽植只是野生参苗人工培养，只能增加个体重量，不能增加个体数目，是人参栽培业的初级阶段。但为人参栽培业奠定了基础。人参栽培大规模的兴起在第二阶段，也就是“籽参”的种植，《本草纲目》里已有明确记载，人们得到人参种子比较容易。据《鸡林旧闻录》记载:“放山者分三期。四五月为放里草，则丛草浓绿最难辨认；八九月为放红头，因参苗顶心结子，浅红易认识也；及参籽落后，又曰放刷帚头”。“放红头”就是人参种子成熟期。
关于“籽参”的记录可在嘉庆15年协办盛京参务，户部侍郎贵庆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记述当时盛京地区人工栽培人参的方法“刨夫自四月出边，设立参营，将光刨者用原土包裹，送交参营，加意培养，以俟秋令蒸制，土人名为营子”。“秧参则于腴美之地,挖畦布子，三十六个月出土，环以栅栏，培养一二年，即能肥大，土人名为栏子”。这里把秧参叫“营子”,把籽参叫“栏子”。当籽参出现以后，在一定时间内,与秧参并行栽植。由于当时野生人参苗还有一定来源，秧参质量比籽参好，有利可图，后来野生人参资源逐渐枯竭，野生参苗的来源断绝，籽参大量发展,秧参才逐渐消失。这时已经掌握了人参的生态习性和栽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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