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在我国一直被用为名贵传统中药。原产于我国太行山脉的“上党参”、“紫团参”由于地处我国中原地带,所以开发较早,频繁的采挖，导致资源枯竭。后来“长白山人参”取代了“紫团参”，但由于无计划无止境的索求，长白山人参资源在乱采乱挖之下遭到严重破坏。在人参资源日趋减少、需用量却不断增长的矛盾中，为满足药用，则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摆脱单纯依赖野生资源，确保人参供应的最好办法，就是变野生为家种，发展园参栽培。中国园参的栽培史源于晋代，盛于清朝。
一、古代中国人参栽培史考证
从中国浩瀚文献史料对中国人参的栽培进行考证,论证中国是世界上人参人工栽培最早的国家。中国人参栽培始于西晋,盛行于唐、宋、元,成熟于明、清,说明我国古人已掌握了人参的生态习性，且各个时期栽培的目的不同。
人参是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起源于新生代的第三纪，距今已有多万年的历史。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到来，使世界人参的分布大为缩小，野生人参仅分布在东亚和北美洲，可见人参是一种古老的孑遗植物而幸存下来的。栽培人参（即园参）较为系统的资料在历史上尚未发现，但散见于文学作品或农业书籍中的记载却并不少见。
汉代《神农本草经＞已将人参为上品，应用量比较大，古时完全靠采挖野生山参药用。人参为多年生宿根植物，对自然选择较强，繁殖能力较差，人们的大量采挖致使野生资源日趋减少，于是野生变栽培家种成为了必然。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人参最早的国家谈到中国人参的栽培史，首先看一下我国的人参栽培始于西晋，盛行唐、宋、元，成熟于明、清。据《石勒载记＞记载：“勒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查石勒是西晋时后赵主，羯族人，少时住上党武乡（今山西省襄垣县西北）素以行贩为业。勒贩卖野山参时，因幼小的山参支头小，重量不足，将其植于家园中，待其长大后挖出卖之，以获其利。此为中国最早有据可查的人参人工栽培，也是断比较合理，可见中国是世界上人参药用最早的国家。我国最早的“秧参”栽植，距今至少有１６００余年的历史。
到了唐、宋、元时期，中国人参移栽范围较为广泛。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现汉代医学简牍９２枚。其中简７８枚，牍１４枚。在学术界引起震惊的是，在这批珍贵的简牍中，有３枚写出由万方数据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奉和诗达上人药圃诗》云：药味多以远客寄，施成花圃施成畦。三丫旧种根因异，九节初移叶尚低。山峡便和幽涧石，水芝须带本地泥。与现今的经验一致。这诗中记载了在药圃中栽培人参的繁盛情况，陆龟蒙原籍常州，隐居松江甫里，说明唐代人参栽培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宋代，在钦定文斋咏物诗选中载有大诗人苏轼《小圃人参》（-）诗一首。《小圃人参》云：“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天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育，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青池。用质软，色黑的腐质土，施以牛马粪，揽周布细，每畦距三尺，以资排水，而便人行。每畦周围树木架，盖上木板，前高后低，以便流水，称板子营，每年可在春秋两季揭板向阳三～五次，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移根到罗浮”的诗句，说明人参已经安家落户，栽培大获成功。移参到罗浮山在人参栽培史上是一个创举。
罗浮山，我国南方的名山之一。在博罗县城西北，多瀑布、泉水，风景幽美，道教称为“第七洞天”，东晋葛洪曾修道于此。前已述及，在世界范围内公认，人参在地球上分布于东北亚北纬33℃～48℃之间。在宋代，我国已能把人参移到北纬23℃～24℃间的罗浮山上栽培，这是人参栽培史上一大突破。人参在我国南方高山区的冷凉环境条件下生产，这与当代在云南、广西、福建等省区栽培人参获得成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宋谢翱写的"效孟效体“一诗：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这首诗描述了为适应人参的生态习性，栽人参时要”移参窗北地“，”背植足阴气“。在述说栽参目的时写道”乃复作药饵“。充分说明在南宋我国栽培人参已经积累了成功的丰富经验。
元代，王帧著《农书》“农桑通诀”中，在授时篇里载有“授时图”，图中列有“耕参地”一项，指明耕参地应在农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进行，可知此书把“耕参地”视为栽培人参的重要措施。王须为元代著名的农学家和活版印刷术的改进者，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间，在旌德。永丰做县尹时，提倡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和改良农具，撰写《农书》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其中反映出大面积栽培人参的农事活动及其具体要求，说明元代在人参栽培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明代，上党地区已无人参可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当时，为了保证药用所需，便积极组织人参货源，大量输入辽参，达到“今所用者皆为辽参”的水平。除了辽参以外，栽培人参也供应医疗所需。《本草纲目》论人参栽培“人参亦可收籽，于１０月下种，如种菜语”的记载。从今直到清秋日，又有香苗几番齐。明代用人参种子繁殖来发展人参栽培事业，是人参栽培史上的一大进步。《本草纲目》所反映的人参栽培季节与现代人参栽培的“参时”规律，颇有相近之处。而“如种菜法”的记述虽嫌简略，但在农作物栽培中，历来以蔬菜种植技术甚为精细，借此可以了解，明代人参栽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清朝吴其浚编《植物名实图考》记载“以苗移植者秧参，种子者为子参”。清朝唐秉钧的《人参考》记载：“掘成大沟，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阳光，将参移种于沟内，二、三年内始生苗，将苗挖出倒栽园于硕诸山下（今浙江省长兴县西北），茶园中有一药圃，很多味中药是远方客人赠送来的，在花圃里作畦床，把不同根形的人参种栽，从立春起第９０天把人参移栽到山间溪谷旁边，移栽时人参的种栽须用苔藓包裹好，还要带点原产地的泥土，保证移栽的成活，到初秋时可以看到繁茂的人参秋苗了。地下，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溉芦头，使其肥大，以壮美观，七、八年间长成”。“种参之圃名日参营，凡三种：一为苗圃，发参苗用一为第一本圃，发苗后移种用；一为第二本圃移栽三年后再行移栽用。地址选择向阳斜地面，每圃垒土为畦，高二尺，宽五尺。
二、清代中国人参栽培
清代，中国人参产区集中在东北地区，清朝统治者视长白山地区为其祖居宝地，对产于长白山的人参视为奇珍。为了垄断人参的采集和经营，清朝统治者曾采用“八旗分山采参制”；后来实行“封山政策”。“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采参制”。但始终未能解决人参资源迅速破坏、药源十分紧缺的问题。为了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逐渐兴起了家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清朝上下统治者均视园参（又称“秧参”）为“充货”、伪品，使之处于被“剿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清代栽培人参的正面资料很难见到。以下引述清地方官员的关于验收人参和清剿栽培人参活动的报告，即可了解清代人参栽培业的一斑。
嘉庆十五年(),内务府对缴纳到中央部门供最高统治阶层应用的人参，在验收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写到：“上次验收官参，系会同稽查御史，令各该解员眼同拆封，并填传经纪铺户人等认看。”所验结果是：“宁古塔秧参尚止一斤有余，盛京十居其六，吉林至好参不及一成。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可知，在清代的中、晚期，人参栽培业已相当发达。
在人参栽培业势不可挡地快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规模经营，出现了大面积栽培人参的“人参营”。至清代后期，秧参的产量日渐超出野生人参，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秧参不仅供国内需要，而且部分销往国外。在长白山区对人参栽培“开禁”，并借以扩大清政府财源（征税）的情况，见于辽宁省宽甸县振江乡石柱子村的《爽公德政》碑上。碑文记载了在清光绪十八年（）之前，这个地区的人参栽培业早已形成特有的产业（现在仍有“石柱子参”商品投放市场），是维持当地居民生计的重要财源。
清代医家唐秉钧撰《人参考》中记述的“秧参”栽培方法相当先进，有些栽培技术至今仍在应用：在栽培人参的参园内先“掘成大沟，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阳光，将参移种于沟内，二三年内始生苗，将劳掘出倒栽地下，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芦头，使其肥大，以状美观，七八年间即长成”。“种参之圃名曰参营，凡三种：一为苗圃，发参苗用；一为第一本圃，发苗后移种用；一为第二本圃，移栽三年后再行移栽用。地址择向阳斜地面，每圃垒士为畦，高二尺，宽五尺，用质软、色黑的腐殖土，施以牛马粪，搅周有细，每畦距三尺，以资排水，而便人行。每畦周围树木架，盖上木板，前高后低，以便流水，称板子营。每年可在春秋雨季揭板向阳三五次，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对人参施肥也有较细致的记载：用“人粪尿。木灰、堆肥，每亩地用木灰五六百两，堆肥三四百斤，人粪尿四五百斤。用三分之一做基肥，另三分之二做补肥，分三四次施之，以助其生长”。《人参考》中所述诸多人参栽培技术，是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记载。
我国在清朝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人参栽培技术迅速发展，到了同治年间人参栽培达到了空前繁盛时期，规模很大，成立了大的栽参企业。
三、解放前的中国人参栽培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参栽培业，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甚为兴盛，陈福增等编著的《抚松县人参志》中反映，民国初年抚松县有栽培人参专业户余家，年产人参kg，占全国产量的70％。据《抚松县政概况》记载，民国七年（）全县产干品人参达kg，抚松县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人参之乡”。
年，抚松种植面积达oh。种参户有多户，产水参000kg，约折合干参kg。民国十七年（），《辑安县志》载：“园参为人工栽培者，选山坡地作畦，每畦宽三尺六，长二支五，秋末播种，明年初夏苗长。畦边相间置木桩，上盖苇帘，宽五尺，避日光，并遮大雨。畦上土常松，不令生草。越二年另垦生地作畦，仍于秋末我之。越二年再垦生地栽之，此曰小中货。越二年另栽，曰大中货，再栽二年，仍旧法移植，曰大货，又越二年即可出售。”一个栽培周期，大约需8～10年，此与当今“石柱子参”、“边条参”的栽培过程相近。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并建立伪政权后，实行法西斯统治，为打击抗日力量，在山区强制推行“集团部落”，合并村屯，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长白山区人参业大受摧残，急剧衰落，到年，抚松县园参产量下降至100kg，人参业逐渐走向破产。年，日本人写的《长白山综合调查报告》中载，抚松县全县仅产园参kg。年产量有所回升，各种人参总产量为0kg，年产水参kg（约合干品人参kg）。
四、中国人参栽培史总结
中国人参栽培史可分为两大阶段：“移参”阶段、“籽参”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西晋到元朝，称为“移参”阶段。主要是采挖的野生小山参，因其年限不足，不惜药用，而移栽于山野林下或家园附近背阴处，待长足年份后采挖。
第二阶段是从明到清，称为“籽参”阶段。元朝王祯《农书》中“农桑通诀”授时篇之前有授时图，其中有小暑大暑“耕参地”的记载，当时已认识到整地是栽参的一项“移参”的栽植只是野生参苗人工培养，只能增加个体重量，不能增加个体数目，是人参栽培业的初级阶段。但为人参重要技术环节，北方栽参必须在雨季之前整地栽参，适宜人参生长，而且病虫害较少，为栽培业奠定了基础。
人参栽培大规模的兴起在第二阶段，也就是“籽参”的种植，人们得到人参种子比较容易。据《鸡林旧闻录＞记载：“放山者分三期。四五月为放里草，则丛草浓绿最难辨认；八九月为放红头，因参苗顶心结子，浅红易认识也；及参籽落后，又日放刷帚头”。“放红头”就是人参种子成熟期。南宋诗人谢翱的《效孟效体》中写道：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后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户部侍郎贵庆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记述当时盛京地区人工栽培人参的方法“刨夫自四月出边，设立参营，将光刨者用原土包裹，送交参营，加意培养，以俟秋令蒸制，土人名为营子”。“秧参则于腴美之地，挖畦布子，三十六个月出土，环以栅栏，培养一二年，即能肥大，土人名为栏子”。这里把秧参叫“营子”，把籽参叫“栏子”。当籽参出现以后，在一定时间内，与秧参并行栽植。由于当时野生人参苗还有一定来源，秧参质量比籽参好，有利可图，后来野生人参资源逐渐枯竭，野生参苗的来源断绝，籽参大量发展，秧参才逐渐消失。这时已经掌握了人参的生态习性和栽培方法。
宋代冠宗爽《本草衍义》日：“人参……潞州上党者味厚体实，其价与银等，稍为难得”。另据清《人参谱》记载：“参价十倍黄金，一百五六十倍白银，……世人非辽参不服”。由于人参的价格高，刺激栽参业的发展，吉林省的栽参业最发达，另外部分人参出口到国外，据吴其浚在《植物名图实考》人参条中写道：“惟朝鲜附庸，陪都所产，虽出人功，人间服食甚广，那外裔如缅甸，亦由京都贩焉”。人参栽培的驱动力仍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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