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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和隋朝低层官吏纷纷起兵各据一方。然而小说家言“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看似乱七八糟，实则隐隐遵循着一个地域魔咒：即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东边的又普遍干不过西边的。
隋末大乱各势力的大乱斗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湖州豪强沈法兴在江浙一带起事，“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署江南道总管。”（《旧唐书》卷60《沈法兴传》）结果被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李子通率兵打的狼奔豖突，毫无招架之功。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子通这边厢高奏凯歌，那边厢又被来自章丘（今山东济南章丘市）的杜伏威打的伏地求饶。
西边的对东边的碾压则更明显。无论是强盛一时的瓦岗军，还是打遍河北山东无敌手的窦建德，都被崛起于河东、关中的李唐收服。如果往深一步探究瓦岗军败没的原因，消耗其大部分主力的，正是宇文化及率领的以关中子弟为主力的骁果军。
那么为什么隋末唐初会出现这样的地域魔咒？原因大概有三：
一、北人善战，继承的是南北朝遗风
北人善战并不是天生如此，是在一场场残酷的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始终是大变乱的主战场。我们梳理一些以北方城市冠名的著名战役以窥其貌：
地域
战役名称
交战双方
地域
战役名称
交战双方
河东
潞川之战
前秦、前燕
河北
韩陵之战
高欢、尔朱氏
玉壁之战
东魏、西魏
信都之战
北周、北齐
晋州之战
北周、北齐
幽州之战
隋、突厥
晋阳之战
北周、北齐
中山之战
后燕、北魏
雁门之战
隋、突厥
襄国之战
后燕、北魏
长子之战
后燕、西燕
邺城之战
N次
平城之战
后燕、北魏
河南
枋头之战
前燕、东晋
杨谅之乱
隋内战
滑台之战
北魏、前燕
关陇
小关之战
东魏、西魏
邙山之战
N次
沙苑之战
东魏、西魏
河桥之战
东魏、西魏
夏州之战
东魏、西魏
颍川之战
东魏、西魏
灵州之战
西魏、曹泥
河阳之战
隋、尉迟迥
秦州之战
西魏、可朱浑元
虎牢之战
N次
武关之战
刘宋、后秦
洛阳之战
N次
长安之战
N次
山东
临朐之战
刘宋、南燕
淮北
彭城之战
N次
广固之战
刘宋、南燕
清口之战
N次
历城之战
刘宋、北魏
涡阳之战
东魏、侯景
碻磝津之战
刘宋、北魏
北方传统地域范围几乎全被波及，时间跨度自西晋大乱至隋朝末期。在这样惨烈的长时间的战争锻炼中，北方人的战争适应力无疑十分强大。更重要的是，频繁而高烈度的战争，催生出许多新的技术。像重甲骑兵的运用，马镫的发明普及与传播，攻城器械的创新，城池攻守战术的完善，基本都是从北朝开始发端完善。除了水战不及南方外，其余一切军事技术，北方都对南方处于碾压态势。
到了隋朝，隋炀帝还组织了三次规模空前的征伐高丽军事行动，为了保障大军供应，巨量民夫被征发组织起来进行粮秣转运：“既而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天子亲伐，师兵大举，飞粮輓秣，水陆交至……，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隋书》卷24《食货志》）
北方人在被惨痛役使的同时，也在日复一日的准军事化组织行动中，锻炼出令行禁止的军事作风。故而他们一旦转换身份揭竿而起，往往具有迅猛的行动能力。隋末山东河北受役使最为严重，所以这两地产生的起义军数量最多，破坏力也最大。
▲杜伏威
即以杜伏威为例，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他自山东南下，眼见淮南群盗并起，于是提出“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的战略，使纷乱流窜的小股义军渐渐合并。他精于带兵治军，创制粗具其形的中军“上募”，使军队主力形成了强有力的核心。他又极具悍勇之气，或是带头冲阵厮杀，或是身履险地诛杀敌酋。杜系义军占领江浙一带后，他又迅速转换身份和视角，从频繁的征战转向根据地建设，“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表现出极其高明的思维和视野。
二、关西能战，因其社会军事化程度更高
隋末诸股义军和军阀势力，前期以瓦岗为首，后期以王世充、窦建德为主，南方又以萧铣势力最大。但诸股势力最后都亡于李唐之手。特别是李孝恭、李靖平萧铣之战，平江陵一城而尽收汉南千里之地，称其为“起义军收割机”毫不为过。
李唐势力的基本盘来自河东，但其主要势力基本都是关陇人。关陇集团起自代北、扎根关中，自北朝中后期突然开始放飞自我，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连续爆出惊世之作，特别是府兵制系统建立后，关中陇右的兵民组织大大地健全起来。北周武帝准备攻齐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组织府兵部队，并不像前燕大括户口、前秦尽驱天下人为兵那么粗放，而是在一定训练基础上的扩军，并且保持了频度极高的年度校阅，这使得关中的军事化程度冠绝于其他地区。隋朝建立后，惩于三方之乱的影响，强化居重驭轻的军事制度，关中军府的数量以及常备兵员都远高于地方，故而汉王杨谅之乱虽近在密迩，关中的禁军亦能够迅速削平之。
▲《隋唐英雄传》中李渊的剧照
李渊起事后，太原元从兵力仅三万余，一路南下进攻关中，收编军队达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不是乌合之众，而隋朝崩溃后散在各地府兵。这些府兵能够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例如尉迟敬德降唐后，唐“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尉迟部后来未见拆分或重新整编之记载，但在唐军诸战中却发挥了极大作用，洛阳之战若非尉迟之功，李世民几乎不免于被俘。
甚至于，关中兵力达到相当数量之后，李渊为了解决战兵多而营田者少的矛盾，甚至组织部分军队转入耕战兼顾，分渭水肥田赐罢战之卒。可以想象，在东方诸股义军拼命扩充兵力、只顾食故隋仓之粮的同时，唐军如此奢侈的操作，代表着何等爆炸的战斗力水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关陇河东之人有什么先天优势，而是府兵制诞生七十余年来，关陇社会已然习惯了这种亦兵亦农的转换。
▲唐高祖李渊剧照
正应了那句俗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李渊乘虚入关中自不免有摘桃之嫌，但他掐准了关陇地区军事化程度高的特点，充分扩大并利用这个优势，进而形成对关东义军的碾压优势，亦可体现出他高超的统帅之才。
三、南方战争欲望并不强烈
农民起义，无外乎活不下去了，逼的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隋末农民受剥削之程度，北方重于南方。故而从起义的广度和烈度上看，南方都与北方相差较大。萧铣起事时，并不像窦建德、王薄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一帮低级校尉看其他地方造反看的眼热，才合谋叛隋。萧铣因其南朝梁代宗室的身份而被拉出来当头目。
▲唐平萧铣之战形式图
萧梁政权向南方略地，几乎不费什么功夫，“东至三硖，南尽交址，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看起来煌然巨之，其实只是一盘散沙。萧铣既不能提出建立新朝的政治构想，也不能对内加强管控，起事诸将各据兵权不听号令，萧铣被逼无计，居然用起了“放兵营农”的自我阉割之法削弱兵力，非但没有夺回权力，反而引发一连串内讧与屠杀，弄的上下骚然无力自固。起事仅仅五的，便被唐朝平灭。萧铣的败亡，表面看是统帅不力，实则荆汉之南民众并没有太强烈的造反意愿，称王道寡只是一些野心家的愿望。只有火苗而无干柴，这场起义之火是无论如何也燃不大的。
▲隋末群雄并起形势图
而从历史维度看，南方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与陈朝、隋朝六十余年来的南方政策有关。陈朝刚一立国时，便对江南溪洞豪强进行连续打击，陈、留、熊、周等几大豪强势力被连根拔起，宗族首脑杀光宰净。隋朝又借平江南之机，对江南残存的豪强势力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武力打击。缺乏豪强的组织，民间势力就无从纽结，故而民不习战，勉强组织起来也无甚力量。陈朝时临川周氏宗族势力能与官军大战四五年，而到了隋末时，号称“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的沈法兴，主场作战居然被北来的李子通杀的满地找牙。
可见有时形势如此，究非人力所能逆转。而所谓的地域魔咒，都是数百年历史大势种下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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