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早在远古黄帝时期，有关野山参的功效就已为人所知，以此算来，野山参的应用至少有多年的历史。有史料佐证，中国人对野山参的药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年以前，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野山参被历朝历代赋予特殊的养生功效及文化内涵。
在汉代，“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文化发达的唐、宋，野山参被看作富贵象征，成为士大夫和文人互赠礼物的首选，甚至成为时尚饮品。从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起，人参更被认定从小儿咳嗽到妇女生产，包治百病的灵药。
汉代《伤寒杂病论》记载野山参入药方剂
战国时期的扁鹊就已经掌握了人参的药性和疗效，野山参在战国已经开始入药。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称人参为药中上品，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汉代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个药房，其中有21个使用野山参的方剂。
唐宋时期：野山参是药品，也是饮品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士大夫和文人们以人参作为礼品赠送友人，诗人皮日休还作诗一首，名为《友人以人参见惠因以诗谢之》。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这一爱好，亦将人参当作表情达意的佳品，不同的是，苏轼将人参视同大枣一类的干果，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王安石也把人参当作药材，《梦溪笔谈》载，王安石病喘，时人认为非野山参不治，好友赠王安石野山参。
明清时期：野山参成为“百草之王”
明、清之际，人参获得“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地位，成为当时人们用药首选。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撰写《人参传》,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并认为其“能治男女一切虚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大量记载了人参的药效，其中，“十便良方”能治老人痢疾不止，不能饮食；“愚鲁汤”用于治疗虚劳发热；“李绛兵部手集方”治反胃呕吐。此外，李时珍给野山参开出的病症还包括滑泻久痢、中风、中暑等。
晚清时期：野生人参难得一见
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张，实发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近现代：野山参是最接近野生人参的稀有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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