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马克昌已经77岁高龄，历时4年写就的80余万字的《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出版。即使病重住院期间，他还拟定了与《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相配套的姊妹篇《百罪通论》的编写计划，并亲自撰写了5万余字的书稿。直到年6月逝世前，他还时刻惦记着尚未完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刑法总论》等著作。只可惜，明月清风怀旧貌，斯人已乘黄鹤去。公去大名留青史，嘉志留存励世人。

今天恰是父亲节，亦是马老离世十年的日子，特以此文怀念这位“伟大的教师，超凡的学者，慈爱的父亲”。

马重慧：怀念父亲马克昌

文源

中外刑事法前沿、《武汉文史资料》年第7期

在父亲得病以前，不论在我眼里还是在我心中，他都是我不老的爸爸。他那敏捷的思维、洪亮的声音、充沛的精力、忙碌的身影和几十年不变的生活习惯，没有让我觉得父亲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然而没想到，我心中不老的父亲会这样早地离我们而去。

年底，父亲离去半年以后，我才理性地接受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可是，父亲的话音、笑容、身影，让我感到无处不在。

#身为教师的父亲#

年，时年53岁的父亲，结束了二十多年人生的冬天，即将重返阔别多年的三尺讲台，他用了“实在令人兴奋”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为了弥补黄金岁月里流逝的遗憾，父亲重返讲坛后，极尽全力地投身于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法学教育。年9月，父亲受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同时，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肩负着教学、管理、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等重任。同年年底，在刘道玉校长的关心支持下，我由武汉第三印染厂设计室调到武汉大学出版社任美术编辑。从此，结束了父亲在珞珈山下三十多年吃食堂的“单身”生活，在武大校园有了真正意义的家。

来到父亲身边，终日见到的是他上课、开会、出差、伏在桌子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家里时常响起此起彼落的电话和不断来访的客人，大多是为教学、科研及其管理方面的事务，以及法律咨询。当时的法律系、后来的法学院陈明义书记、兰远庆副书记、马俊驹副院长、毛峰主任等常常晚上来家里商量工作，有时谈到深夜至凌晨。父亲在家里给硕士生上课、给博士生指导更是常事。

家里的电话成了父亲的专线，只要他在家，都是他接。当遇到对方要找马老师而声音不熟悉时，他都会客气地说：“我就是。请问你有什么事？”其实有时候是找我的。有几次不熟悉我的作者打来电话，听父亲说是马老师，就和他不着边地聊了起来，一旦明白误会了，父亲就会哈哈大笑地说：“你是要找出版社的马老师吧？”后来，再有电话找马老师，他就会幽默地问：“是找老马老师还是找小马老师？”

来家里找父亲的客人多，几次搬家，都是把他的书房安排在方便客人出入的房间。家里的大门几乎随时向需要找父亲的人开着。

父亲的弟子说：“做马先生的学生既欣慰又紧张。”欣慰，源于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仰慕；紧张，源于父亲对他们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

父亲对指导的每一个学生负责，每一节课负责，几乎做到了极致。不管上什么课，什么讲座，都做充分准备。有时凌晨他还在伏案工作，我就知道明天一定有课、有讲座。即使是十分熟悉的讲课内容，即使是可以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的报告，父亲都会把最新的知识、最新的信息、最新的案例、最新的学术观点及时补充进去。直到晚年都是这样。

父亲的好友说他爱才，学生说他是严师慈父、良师益友，这些评价一点都不夸张。

按照学校的指标，父亲每年招收二名博士生，通常报考的学生较多。有一年有四名考生过了线，在父亲看来四名都很优秀，谁落榜了都可惜。于是，他找到学校研究生院，“借”用了第二年的招生指标，让四名考生全部如愿入学。

还有一年，一天我在家里餐桌上看到一份招考博士生的过线名单。整整10名考生，我知道这个取舍会让父亲为难。他把手背在身后，在餐厅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说：“他们中间好几个都不错，有的已经是大学副教授，有的考了不止一次，要想办法多上几个。”他再次找到学校研究生院，采取增加名额、调剂导师等办法，最终让7名考生圆了博士梦。就在那10名过线的名单中，有一个和我们家沾亲带故的，终因考分排序偏后而名落孙山。

对待来求教的考生，不论是来访的，还是来电、来信的，父亲都一一耐心指导：报考中间应注意什么问题、作为刑法学的研究生需要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要看哪些参考书、甚至这些书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等等。有些考生会作些自我介绍，他都加以赞赏；有些考生信心不足，他常加以鼓励。但是，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考生，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找到父亲的，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丁点所谓小范围的“指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理父亲的信件时，不论是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那些曾经得到过指点帮助的考生们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都让我看到了父亲博爱的胸怀。

父亲不仅爱才，而且爱才有方。他为面临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引领发展之路，根据他们不同的个人情况和研究方向，搭桥牵线、推荐到各高校或政法系统工作；父亲为在校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一次次竭尽全力做工作，创造条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父亲为解决青年教师工作和生活上的棘手问题，亲自出面找学校领导沟通。好几次，不顾自己年岁已高，晚上10点、11点多钟还摸黑到校领导家里去，为的是尽快见到领导，尽快解决问题。每当办妥一件事，回家时总是一脸的兴奋喜悦，可又谁知，在这兴奋喜悦的背后，父亲作出了多少努力和付出！他的学生出国学习，他不仅事无巨细地予以关怀指点，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有的还施予经济上的资助。父亲对弟子及年轻教师尽心尽责的扶持和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做教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不仅仅将学识传授给学生，更强调要学会做人，他以自己的人格修为默默地影响着弟子们。

父亲希望他的弟子能做“大官”，以完成他没有能力完成的使命。

父亲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资助科研项目、扶助贫困学子，寄望法学天地英才辈出。

父亲如此辛勤地耕耘与播种，只是希冀无限延长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生命。

#身为学者的父亲#

家里客厅和父亲的书房有八个书柜摆满了他的各类书籍，书房里空地上也整齐地堆着一本本论文、一袋袋剪报、一封封信件、一摞摞会议文稿和案件资料。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看到不少书上有他阅读后留下的批注、手记；一些大小不一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喜爱的中国古诗词、历史人物的大事记及作品、各种文摘杂记、日本刑法学家的论著、生僻字词的读音及解释；牛皮文件袋里，分别放着从各类报纸上剪下来的与法治建设息息相关的文章，并注明了文章的来源和时间。正因为父亲一辈子的细心收集、用心学习、潜心研究，才得以博学多闻、满腹经纶。

都说父亲治学严谨、魂系法学，法典法条、案例论述总是信手拈来，几近无一差错，和父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直到他生病住院期间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医院知道一时半载回不了家时，就把著述的任务带到了病房。医院两次，每次去之前会和他通话，他告诉我要什么样的稿纸，要哪几本书，并清楚地告知书的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放在哪个书柜的第几层。通常是我一边听电话，一边找书，几乎是一找一个准。他对这些书籍的熟悉，实在让我惊讶。在父亲住院天的前前后后，医院的书至少几十本，只有两本让我找时费了些周折。一本是时事出版社年出版的《国家安全概述》，因为出版时间较早，父亲记不清存放的准确地方。另一本是日本原版图书《刑法判例百选Ⅱ》，父亲告诉我的信息无误，只是这本书的封面是幅彩色风景画，实在不像一本严肃的法学图书，固定的思维使我误判，几次翻到这本书都没细看书名。直到从父亲弟子陈家林那里借来同一本书，我才恍然大悟。

记得当时父亲在撰写《百罪通论》中“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章，他让我查一些词的解释，如“间谍”“公共”。说句实话，在父亲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专业了解少之甚少，我不太理解，这么常见的词，为什么还需要特别注释。我把家里的工具书词典、辞海、辞源里的解释医院。特别是“公共”一词，百度词条的解释更详细，我打印下来给父亲看。他问我，用了百度的注释，脚注应该怎么写。这个我也不清楚，翻了好多书，终于找到一个父亲认为很规范的脚注范本。

父亲有剪报的习惯。家里有八九份报纸，医院，我就给他带去一大包。看完后他把其他报纸上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照老习惯，装在牛皮纸袋里，而把《南方周末》、《报刊文摘》集中收好，下次由我再带回家，他知道家里人也喜欢这两份报纸。

年上半年，《刑法修正案（八）》广泛征求意见，尤其是醉驾入罪，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对此父亲给予了极大